青年志Youthology｜从1-2月的经济数据看，消费复苏了吗？



2025年1-2月间，有很多令人振奋的消息。比如DeepSeek的出现，让舅舅婶婶们用上了AI；又比如电影《哪咤2》以150亿登顶中国影史票房。

此外，春节的旅游出行也在创造记录，春季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90.2亿人次，创历史新纪录。全国出游人次5亿，出游总花费6770亿，同比增长了7%。股市也不甘落后，上证指数在春节后从3320点上涨到3420点左右，似乎要再次挑战一年以来的高点。

与略显沉闷的2024年相比，这些数据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氛围。这是否预示着，我们已经走出了一年以来通缩的困境，完成对内需的刺激，让消费回温了？

内需依旧疲软
首先，电影《哪咤2》的票房虽火爆，但作为一个非典型的文化消费产品，对整体消费增长的影响极为有限。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3万亿元，而150亿元的票房仅占其中的0.15%，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实质性拉动。因此，有观点将该电影的票房作为经济观察指标，并不具备任何参考性。

如果要在众多经济数据中找出能较准确反映内需的指标，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春节假期对于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落在1月，有时落在2月，单月数据可能存在较大波动，因此我们以1-2月的累计数据来观察同比趋势，以减少干扰。

第一个是进出口数据。由于进出口数据有国外对手贸易国作为参照，因此相对比较准确。1-2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5万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3.4%；进口2.6万亿元，下降7.3%。进口的明显下滑不仅反映了内需疲弱，也拖累了整体进出口表现。

第二个是社会融资数据。社融数据采集自银行信贷、债券、股票等多种融资方式，很多数据相对公开，准确且有一定参考价值。1-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9.2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2万亿元。表面上看似增长，但其中政府债券净融资2.39万亿元，同比增加1.49万亿元，几乎成为唯一的支撑来源。

如果我们进一步拆解社融数据，会发现个人短期贷款（主要为消费贷，占 2/3）不增反降，减少了3238亿元；个人长期贷款（超过3/4为房贷）1-2月新增378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7.7%。这两项数据说明，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依然不足，房地产投资热情也在下降。

综合来看，1-2月社融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政府债券，而居民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则大幅下滑，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内需仍然低迷的现实。

补贴拉动需求，还是挤占消费？
市场需求通常遵循基本的供需曲线，这是经济学常识。因此，消费旺盛时，消费品价格往往会上涨，反之亦然。这也是为什么通胀或通缩对经济影响巨大——它们改变了价格信号，而价格信号直接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

有时候，价格信号很能说明问题。例如，2025年1-2月的汽车市场呈现“价跌量增”的趋势。1-2月，国内汽车销售达455万辆，同比增长13.1%；其中，新能源汽车销售183.5万辆，增长52%。从销量数据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增长。但与之相对的，是同期汽车消费额同比下降4%，这说明汽车的平均销售价格在大幅下降。

诚然，销售均价大幅度下降未必是坏事，这一方面代表车企有降价促销的行动。第二也可能是因为在国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的带动下，让部分本不准备买车的人购买了汽车，而这部分人群收入相对较低，因而选择的汽车价格较低。这说明消费补贴政策确实拉动了新的需求。

然而，从整体消费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完全是个好消息。对于财富较少的家庭而言，因补贴政策购车往往会明显挤压其他消费支出。换句话说，政府的补贴政策可能只是改变了消费结构，而非真正提升了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如果购车是通过贷款完成的，还可能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加剧家庭负债。

中国居民的债务水平较高，尤其是房贷和车贷，对消费能力形成了长期压制。根据央行数据，我国居民家庭总负债规模为109万亿人民币左右，居民年总收入规模61万亿左右，二者比例为1.4。远高于美国（0.9）和日本（1.1）。这一高负债率意味着，大量收入需要用于偿还债务，导致可自由支配的消费资金受限。

上述问题必然反映在了价格指数上。今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衡量的是普通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可以理解为“老百姓买东西的价格”有没有涨。比如，超市里的食品、房租、医疗、交通等价格上涨，CPI就会上升，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开支。）出现明显下滑。2月CPI同比下降0.7%，创下13个月来的最大跌幅，并远低于市场预期。扣除疫情年份后，这一降幅也是2015年以来的新低。从环比数据来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6.27%，占CPI总降幅的80%，说明春节过后，食品消费回落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生产者价格（即 PPI，衡量的是工厂、企业在生产和批发环节的价格变化，可以理解为“厂家进货价”有没有涨。比如，如果钢铁、原油的价格上涨，PPI就会上升，这通常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成本在增加，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商品价格。）指数继续走低。2月PPI同比下降2.2%，已连续28个月下跌，反映出供给过剩、需求疲弱的情况依然未见明显改善。正如我们此前文章所分析的，如果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复苏情况，PPI是最核心的指标之一。市场一直在讨论的通缩风险，本质上也与PPI持续下滑密切相关。

储蓄与消费的两难
从去年三中全会到今年两会，扩大消费规模一直是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两会结束后，两办迅速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措施，包括：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提振股市，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解决政府对企业的欠款

提供生育补贴

继续消费补贴

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是政策重点之一，今年的补贴规模达到3000亿元，较去年翻倍。不过，由于该政策是在去年7月才下达，迄今已有半年，这意味着今年的补助力度与去年下半年相当。而过去半年的政策执行情况，基本已经验证了其效果。

如果要系统性分析消费增长路径，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份报告，即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2024年的《No Quick Fixes: China’s Long-Term Consumption Growth》，里面对拉动消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简单来说，拉动消费扩张的方式没有技术性的取巧方法，核心在于提升家庭收入和降低负担，主要包括：

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仅占61%）

增加政府对家庭的现金转移（目前占GDP的6.9%）

提升实物补贴，如医疗和教育支出（目前占GDP的6.4%）

缩小财富分配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少债务负担

提供更完善的社会福利，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

这些举措不仅需要政策决心，还涉及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尤其是税收改革。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增加财产性收入税（房产税），以及提高中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这意味着财政结构调整可能走向“劫富济贫”，同时也涉及央地财税改革等复杂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不在于增加收入，而是如何撬动中国庞大的储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已从34%上升至43.4%，这意味着即便当前收入水平不变，只要储蓄率下降，消费仍然可以增长。

但问题在于，储蓄并非平均分配。目前约1/3的中国家庭储蓄为负数，即债务大于存款。在高收入家庭中，即使多增加100元，他们未必会增加消费；但对于低收入家庭，这100元极可能被全部用于消费。因此，消费增长的潜力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和边际效应最高的政策，恐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如能提高，确实对拉动消费有作用。中国6亿人收入在2000元以下，其中37.4%为工资就业者，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惠及2.2亿人。以2000元计算，如果可以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则每月可以增加居民收入880亿元，全年增加1.056万亿。假设这些钱都用于消费（低收入群体消费边际较高），可以为总消费提供2.2%的增长，这是非常可观的。

然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虽能促进消费，却可能冲击利润率本就稀薄的制造业，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这使得政策在提振消费与稳定就业之间陷入两难，成为当下经济调整的一大挑战。

没有结构改革，消费难靠刺激带动
2025年，中国的赤字规模将扩大，预计达到5.66万亿元，其中新增赤字为1.6万亿元。然而，消费补贴的资金仅为3000亿元（不包括赤字中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用于类基建项目的资金已达到8000亿元。这意味着，整体消费促进力度并不如预期。

虽然基建也算是一种内需刺激，但在经过多年大规模投资后，继续加码基建的效果已值得怀疑。特别是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次集中于新能源汽车时，这实际上是在变相补贴车企。居民通过负债购车，反而会进一步压缩其其他消费能力，并没有真正促进居民的消费复苏。

我们上面提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虽能带来1万亿的消费增量，但相较于房地产市场每年约5万亿元的资金缺口，依然显得微不足道。目前政策试图通过提振消费，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寻找新的增长动能。就像荣鼎集团报告所指出的，不存在以战术方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空间。

因此，消费增长的根本依赖仍然是“分配”问题。这涉及到央地之间的财税分配，国企与民企之间的资源配置，以及中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每一层面的调整都充满挑战，如何平衡这些利益分配，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政策如何调整，如何在复杂的分配格局中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