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鹤发

知青，可笑的名称，可叹的人生

四十多年前，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那个社会才会经历那么一场愚昧盲目而又十分可悲的运动。那场运动竟然还会被称为“文化大革命”，那哪儿是文化的革命，恰恰就是人为地摧残文化、摧残人性、颠倒历史的灾难。而那场运动中，最愚昧、盲目的就是那几届初中、高中的学生。他们大多还属于无知、好奇，却被那个时代思潮的煽动下，深深地卷进了那场可怕的运动。他们被这个运动，弄得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行为准则，便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改变了，对人生的认识也改变了。

这批人群，思想虽然被扭曲，但体格还在健康地成长。在那场闹剧方兴未艾时，就成了无职业、无归宿、无所事事、只会消耗掉有限的生活物资的青年了。这就对那时的社会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此滞后的社会经济和急剧多余劳动力的矛盾会发生怎样局势？那时不说失业率，但一届届中学毕业的学生都不分配，都无工作，越积越多，国家将会有怎样的后果？那些根本不懂经济的政治家（那时叫革委会）幕僚，也会认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

“四个面向”，便冠冕堂皇地出台了。说是革命青年“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但却是让这代青年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四种待遇，毫无还价地被人为地导演了各种不同的命运。那时大部分的青年和其家庭，谁家没有私心，或者对“四个面向”中的“面向工矿”是热衷的，积极的。就是那些“革命干部，革命前辈”，哪个不是将儿女送入部队，托付给老战友老同志，安排好去处好位置。而其他许许多多家庭为子女就不顾“思想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不管革命不革命，政治不政治了，四处挖门路，找关系，为达到“面向工矿”的目的，那些因“革命、造反”有了一点点权力的人物，既尝试了权力的威势，也获得了一定的实惠。腐败其实那时已有了种子和胚芽。

而“面向农村”，并没有预期中想象的那样。革命青年都是“指向哪儿奔向哪儿”，“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大部分“革命青年，革命家庭”都只是在口头上响应，行动上观望而已。为解决这些城市多余的人群，便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无知和未消退的狂热，设法把他们一骨脑儿地放逐到农村，让广袤的田野把他们消化掉。

所以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让这个社会又被掀起了一场运动，一场让千千万万家庭、让社会纠结了几十年也不解的“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知青问题”。

被运动的这些初、高中学生，极大部分是无奈的，是大势所趋的。大部分家庭因为是多个子女，都有份额被派去接受再教育，远走他乡“修补地球”。有的因为父母是“文革”或历届运动的对象，也有许多权力高层，因为运动中政治的失势，子女们情愿隐于清净的广阔天地里。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几乎崩溃或倒退，其他三个“面向“已无余地容纳这些青年，到了1970年，便让应该在1968年毕业，却失业在家的初高中学生，来了个“一片红”，即不管城市或乡镇的中学毕业生全部“接受再教育”，统统去补“地球”。

这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话，又让这一批“上山下乡”的人群被社会滑稽地冠为“知识青年”。然而，这个名称，却使这批人像骆驼长着个驼峰，心安理得地去跋涉茫茫的沙漠一样，去到祖国的东北、西北、西南、中原的各个农村，甚至荒漠的边疆，伴着无奈和无望，跋涉他们的人生。

其实这代青年，因为那场被冠为“文化革命”的影响，除了少数学了点文化的老三届外，他们有的连起码的义务教育还没有受完，没有正经地上过课、学过文化知识，充其量是刚走出了小学校门。他们拥有的文化知识，和社会上的青年比，和农村的大部分青年比，谈不上有多少优势。并没有多少知识的这批青年反而被冠为“知识青年”，被“伟大”号召的影响，情愿或不情愿地又被卷入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去了。

从“知识青年”到后来被社会简称为“知青”，前前后后，都是这代人被政治活生生地戏弄，被社会活生生地嘲弄的过程。而后这个“知青”名称，更含糊地概括和定义了被愚弄、被耽误和被损害的这代人的人生经历。

于是这代人，在政治的高压下，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和不平等的命运。他们在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组织、没有理想情况下，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着所谓的再教育。他们没有话语权，不能违抗，不能有公开的怨言。如有像用《南京知青之歌》那样消极的情绪，反映他们的思想，被人告发，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治。他们只能在精神上自我放逐，自我沉沦，甚至自我毁灭。大多数的“知青”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中与落后、贫穷、愚昧、无知相伴，度过他们的日日夜夜，年年月月。

于是这代人，在所谓的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历经了磨砺和苦难，辛劳和沧桑，把花样的年华，黄金般的时光，耗在了各自令人忘怀的土地上，把青年幼稚无望的梦想，一直做到壮年，期间演绎了不知多少汗水和泪水构成的各自可叹的人生。

当时“知青”的苦难历程，“知青”的可叹故事，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不少回忆录，小说里，影视作品中已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备受每个家庭的感慨和惊叹。还有更多更令人震惊的故事和事件，深深隐藏在知青们的心中和脑海中，有的已埋葬在失去的时空里。今年3月份，上海知青1千多人在奉贤的海湾园举行“青春祭”活动，祭奠亡故知青，哀思当年生活在一起而最终未能实现返城遗愿的“知青”同伴。这些背了一辈子“知青”名称的老知青，对他们知青命运知青历程，存有何等的情结啊！

在成功者眼里，无论那段生活有着多么艰难，会觉得那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会觉得无怨无悔。但是，全国差不多有2000万的“知青”，得益于上山下乡的，或因上山下乡而成功的有多少？毕竟是极少数，就算有几十万，也就是百分之几的事。而对大多数的“知青”来说，他们“上山下乡”，还仅仅是苦难历程的开始，以后还有更烦恼、困苦的历程等待着他们，没完没了。就像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唱得那样：“今后的苦难在等待着它”。

“上山下乡”十年，让这代人慢慢觉醒了，感到了他们在当时，在政治上最没地位，始终是属于再教育的对象；在经济上，更没地位，在当地农村的收入都是属于最下等的，吃没好好的吃，住没好好的住，绝大多部分还要靠在城市里的父母接济。他们发觉，他们不仅是被政治、被社会重重地戏弄了一番，简直就是被彻底地抛弃。他们绝大多数是有锻炼无作为，有苦难无了结，有奉献无回报。于是，他们开始感到政治对他们的不公，社会对他们的不公，甚至家庭对他们的不公。他们的内心充满着不满的、怨恨的情绪。

1979年的大返城潮，就是在这批“知青”，积蓄了往日的愤懑和痛苦的力量，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下，在政府的无能为力而后默认的情况下促成的。哪朝哪代那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境遇，有过这样的举止行为？短短几个月期间，上千万昔日的知青，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合法的不合法的，合理的不合理的，纷纷迁回他们十年来朝思暮想的出生地城市。他们那样地不顾不弃，背水一战，甚至抛弃了刚结就的亲情，都实属无奈之举，以致后来留下无数的遗憾和无数的困惑。他们实在是太需要实现他们深藏了十年的夙愿了。

在这批人群中，有多多少少的知青，像《孽债》中描写的那样，始终被那时的政治社会“作的孽”所困扰着。可想这种“伟大号召”，对这批人群酿成的危害有多大多深！他们以后将会遇到何样的困苦，那时根本就没去考虑，也无法考虑。但是，不管以后怎样地生存，他们从没有后悔当初返城的举动。几十年后，他们还是庆幸地证明了自己的此举是正确的。

知青们在返城后的境遇更是令人感叹的，以致他们在聚首时，除了回忆知青时代的苦乐，还会倒出一本本现状的苦经。现状确如他们所遭遇的那样：要上学了，“文革”了；要就业了；“上山下乡了”；考大学了，没有知识；要恋爱了，没条件；要成家了，没房子；要晋升了，没学历；优化组合了，就下岗了；经济发展了，吃低保了。工资水平提高了，提前退休了。他们始终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始终在生存危机情势下挣扎着，活泛着。

现在这些“知青”老了，终于都陆陆续续到了退休年龄，但是他们心存的“知青”情结却越来越强烈。他们背了一辈子“知青”这个名称，他们也不管这个名称怎样的含义，怎样的由来，怎样的可笑滑稽，都十分情愿地背着。也就是这个名称，让他们经常相聚，经常联络，互相倾诉、互相感慨他们以往的那段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经历。致使退休也没有了寂寞。

“知青”，是苦难的，但终究也算是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