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1979年4月1日，伊朗通过全民公投成立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


伊朗什叶派宗教传统的根基始于1501年萨法维王朝的建立。伊斯玛仪一世通过武力统一伊朗，将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确立为国教，结束了此前逊尼派与什叶派并存的局面。历史学家萨维瑞记载，萨法维王朝通过资助宗教学校、建造清真寺和推广什叶派仪式，如阿舒拉节，将教士阶层整合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教士不仅负责宗教事务，还管理地方司法、教育和慈善，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力网络。萨法维时期，教士通过收取宗教税获得经济支持，这使其在面对世俗统治者时具备一定的自主性。18世纪萨法维王朝衰落后，什叶派教士的影响力并未消退，反而在卡扎尔王朝时期进一步强化。卡扎尔国王缺乏萨法维王朝的宗教合法性，常常依赖教士的支持来稳定统治。1891年至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中，教士米尔扎·哈桑·希拉齐发布禁烟令，禁止使用英国控制的烟草专卖权，迫使卡扎尔国王纳赛尔丁·沙取消与英国的协议。这一事件表明，教士已具备动员社会反对外部干预的能力，为霍梅尼教士集团的兴起奠定了历史基础。

进入20世纪，伊朗社会因现代化和西方影响而发生深刻变革，这为霍梅尼教士集团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背景。1925年，礼萨·巴列维通过政变建立巴列维王朝，推行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他废除了宗教法庭，强制推行西式服装，如1928年的统一着装法禁止妇女戴头巾，并将教育从宗教学校移交至国家控制的世俗学校。伊朗历史学家卡萨拉维记载，礼萨·巴列维的改革削弱了教士的经济基础，例如通过没收宗教基金会土地，减少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收入。然而，这些改革并未摧毁教士的组织网络，反而激起了部分教士的反抗。1935年，戈哈德清真寺的抗议活动因反对西式帽子政策而被镇压，导致数十人死亡，这一事件加深了教士与巴列维政权之间的裂痕。巴列维时期的世俗化政策对女性有一定解放作用，例如1936年强制揭开面纱法使女性得以进入公共领域，但也引发了宗教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为霍梅尼教士集团日后对女性的严格控制埋下伏笔。

礼萨·巴列维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1941年继位后，进一步深化了世俗化改革，同时加重了对西方的依赖。1953年，美国和英国支持的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这一事件成为教士集团政治觉醒的转折点。摩萨台因试图将石油工业国有化而触怒西方，其倒台使巴列维政权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盟友。美国解密档案显示，政变后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巴列维政权得以扩大安全机构，如萨瓦克秘密警察，并推动工业化。然而，这种依赖也引发了伊朗社会的广泛不满，尤其是传统宗教阶层和新兴中产阶级。1963年，巴列维推出白色革命改革，内容包括土地重新分配、妇女选举权和扫盲运动。表面上，这些改革旨在现代化国家，但实际上削弱了地主和教士的经济基础。伊朗经济学家巴赫拉米分析，土地改革使约50%的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德黑兰、库姆等城市，形成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白色革命赋予美国军事人员在伊朗的治外法权，这被视为对伊朗主权的侮辱。妇女选举权的推行虽赋予女性部分政治权利，但被霍梅尼等教士批评为违背伊斯兰教义，为革命后对女性的压迫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

霍梅尼在此背景下逐渐成为反对派领袖。他出生于1902年，出身于霍梅因的宗教家庭，其祖父和父亲均为什叶派教士。霍梅尼早年在库姆的费泽耶宗教学院学习，师从谢赫阿赫杜赫卡里姆·哈伊里，后者于1920年代重振了库姆作为什叶派学术中心的地位。霍梅尼不仅精通伊斯兰教法，还深入研究了伊本阿拉伯的神秘主义和穆拉·萨德的哲学，这使他在教士中具有独特的知识权威。1950年代，霍梅尼开始公开批评巴列维政权，特别是在1953年政变后，他将美国和英国视为伊朗主权丧失的幕后黑手。1963年6月，霍梅尼在库姆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谴责白色革命为反伊斯兰，并直接攻击巴列维国王为西方的傀儡。伊朗历史学家阿布拉哈米安记载，霍梅尼在1963年6月3日的演讲中警告：以色列和它的美国主子正在摧毁我们的宗教和国家，引发了数千名学生和教士的抗议。这次抗议被政府镇压，导致数百人死亡，霍梅尼被捕并于1964年流放至土耳其，随后移居伊拉克的纳杰夫。

流放期间，霍梅尼并未停止政治活动，反而通过录音带、书籍和代理人将其思想传播到伊朗国内。他的着作系统阐述了其政治理念，主张在什叶派十二伊玛目隐遁时期，高级教士应承担政治领导权，建立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的政府。这一理论挑战了传统什叶派教士的静默主义，为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历史学家阿尔加分析，霍梅尼在纳杰夫的宗教学校继续授课，吸引了大量学生，包括后来的革命领袖如蒙塔泽里和穆塔赫里。这些学生通过伊朗的清真寺和地下网络，将霍梅尼的录音带传播至全国。录音带内容不仅批评巴列维政权的腐败和亲西方政策，还呼吁建立一个公正的伊斯兰社会，吸引了工人、学生和商人等不同阶层的支持。

1970年代，伊朗社会的不满情绪因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加剧。石油收入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激增，但财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伊朗城市人口中有4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巴列维家族和精英阶层控制了大部分经济资源。1977年，巴列维政权试图通过政治自由化缓解压力，但反而激发了更多抗议。1978年1月，库姆的宗教学生因抗议一篇诽谤霍梅尼的文章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至少70人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示威，教士利用什叶派四十日悼念传统，组织持续的抗议活动，每次悼念都成为新的政治集会。伊朗历史学家米拉尼记载，1978年9月8日的黑色星期五事件中，德黑兰的抗议者遭到军队开枪镇压，死亡人数达数百人，进一步激化了革命情绪。

霍梅尼在1978年10月移居法国巴黎郊区的讷伊，借助西方媒体的报道扩大了国际影响力。他的演讲通过BBC波斯语广播和地下网络传回伊朗，激励了国内的抗议者。法国记者埃里克·鲁洛报道，霍梅尼在讷伊每天接待数十名记者和伊朗流亡人士，发布声明指导革命运动。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迫于压力流亡海外，霍梅尼于2月1日返回德黑兰，受到约300万人的欢迎。2月11日，军队宣布中立，巴列维政权彻底垮台。1979年4月1日，伊朗通过全民公投成立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

革命后，霍梅尼教士集团迅速控制国家机构，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核心机构包括最高领袖办公室、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革命委员会由教士和霍梅尼的亲信组成，负责接管地方政府和清算巴列维政权官员。阿布拉哈米安记载，1979年至1981年间，革命委员会处决了约8000名巴列维政权成员和反对派人士，包括前总理霍韦达。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负责审查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确保教士对立法的主导权。革命卫队成立于1979年5月，由霍梅尼的忠诚支持者组成，旨在保护革命成果和对抗内部敌人。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革命卫队迅速扩充，成为教士集团的军事支柱。

基层政权是教士集团巩固统治的重要机制。革命后，教士集团通过清真寺和地方宗教领袖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基层网络，取代了巴列维时期的世俗行政体系。历史学家凯沙瓦尔兹记载，1979年至1980年，全国约9万座清真寺被改造成政治和行政中心，由地方教士担任周五领拜者，负责传达最高领袖的政策、组织社区活动和监督居民行为。这些教士通常由库姆或马什哈德的宗教学校委派，与革命委员会合作，管理地方事务如婚姻登记、土地分配和福利发放。基层政权还包括社区委员会，由教士、革命卫队成员和忠诚的居民组成，负责监控反革命活动和执行宗教法律。1980年德黑兰一社区委员会因发现居民私藏酒精，逮捕了数十人并没收财产。基层政权的宗教性质使其能够深入社会，但也导致了地方腐败和权力滥用。1983年，政府在每个省设立宗教监督办公室，由高级教士领导，确保基层政权与中央保持一致。然而，这些办公室常被指控偏袒教士家族，激化了城乡居民的不满。

宗教警察是教士集团维护社会控制的另一关键工具。1980年，政府成立道德警察，由革命卫队和宗教基金会资助，任务是执行伊斯兰教义规定的社会规范，尤其是针对女性的行为和着装。伊朗社会学家纳菲西分析，道德警察的成员多为年轻男性，接受宗教训练，配备警棍和枪支，巡逻于城市街头、市场和学校。1981年，道德警察在德黑兰逮捕了约5000名女性，理由包括未佩戴头巾、化妆或与非亲属男性同行。违者通常被罚款、鞭打或短期监禁，严重者可能被送往宗教法庭。1984年，一名18岁女性因在巴扎尔拒绝佩戴头巾，被道德警察公开鞭打致死，引发了小规模抗议，但被革命卫队镇压。道德警察还监控儿童行为，1982年要求学校报告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学生，导致数百名儿童被处罚或开除。

军队与革命卫队的关系是教士集团统治的复杂面向。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拥有50万兵力和美国提供的先进装备。革命后，军队因忠诚于巴列维而遭到清洗。历史学家扎希迪记载，1979年至1980年，约1万名高级军官被解职或处决，军队规模缩减至20万人。霍梅尼不信任军队的世俗背景，因此创建革命卫队作为平行军事力量。革命卫队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成员多为宗教激进的青年，1980年代初规模达10万人。两伊战争期间，革命卫队因其意识形态忠诚和灵活性，逐渐取代军队成为主要作战力量。1982年的霍拉姆沙赫尔战役中，革命卫队领导了关键进攻，而军队仅提供后勤支持。政府优先向革命卫队分配资源，1985年其预算占国防开支的60%，而军队仅占30%。这种不平衡导致军队内部不满，1983年一支军队单位在库尔德斯坦发动小规模叛乱，但被革命卫队迅速镇压。革命卫队还介入经济领域，控制了石油和建筑行业，1988年其经济资产估计达50亿美元。军队则被限制在边境防御和次要任务中，教士集团通过分化两者的职能，确保了革命卫队的政治主导地位。

历史学家拉菲波尔在《伊朗的权贵经济》中记载，1979年，政府没收了巴列维家族及精英阶层的资产，包括数百家企业、银行和房地产，价值约200亿美元。这些资产被转移至博尼亚德基金会，如穆斯塔法基金会和伊玛目礼萨基金会，由高级教士直接管理。名义上，这些基金会用于慈善和扶贫，但实际上成为教士权贵集团的敛财工具。1980年代，博尼亚德控制了伊朗非石油经济的20%以上，涉及石油、建筑、农业和制造业。基金会免税且不受议会监督，教士家族通过任命亲属管理企业从中获利。例如，1985年，穆斯塔法基金会的一名高级教士被曝挪用5000万美元用于家族投资，引发公众不满，但未受到惩罚。宗教税的收取也为教士集团提供了巨额收入。什叶派传统要求信徒缴纳胡姆斯税，约占收入的20%，由高级教士分配。1980年代，库姆和马什哈德的宗教学校每年收到约1亿美元的宗教税，大部分流入教士权贵家族。革命卫队也成为敛财工具，通过控制港口和走私网络，1988年其年收入估计达10亿美元。教士权贵集团通过这些机制积累财富，形成了一个与普通民众脱节的精英阶层。

权力继承机制是教士集团维持统治的关键。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理论赋予最高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继承问题在革命后逐渐凸显。1985年，霍梅尼指定蒙塔泽里为接班人，但因蒙塔泽里批评政府镇压反对派，1989年被解除资格。霍梅尼去世后，专家会议选举哈梅内伊为最高领袖。历史学家布赫塔在《谁统治伊朗》中分析，哈梅内伊的当选并非因其宗教权威，而是因其与革命卫队和教士权贵集团的密切关系。1989年宪法修改取消了最高领袖必须是最高级别教士的要求，使权力继承更加灵活。专家会议由86名教士组成，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领袖，但实际上受教士权贵集团控制。1990年代，哈梅内伊通过任命忠诚的教士进入宪法监护委员会和司法系统，巩固了权力继承的制度化。教士家族通过联姻和经济纽带强化内部联系，例如哈梅内伊的亲属控制了多个博尼亚德基金会和革命卫队企业。权力继承还延伸至地方，基层教士通过清真寺和宗教监督办公室控制地方政权，确保忠诚于中央的教士家族长期掌权。

教士权贵小集团的形成进一步巩固了统治核心。革命后，霍梅尼的亲信和家族成员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精英网络，控制了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这一小集团包括高级教士如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和哈迪·哈梅内伊，以及革命卫队领导人如穆赫辛·雷扎伊。伊朗政治学者萨伊德记载，1980年代，拉夫桑贾尼通过担任议长和总统，控制了石油出口和博尼亚德基金会的分配，其家族企业涵盖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1990年资产估计达30亿美元。教士权贵小集团通过裙带关系巩固权力，例如哈梅内伊的儿子穆吉塔巴担任革命卫队情报负责人，控制了国内监控网络。小集团内部通过联姻和经济利益绑定，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权力核心。1990年代，教士权贵小集团开始吸纳非教士精英，如商人和技术官僚，但要求其忠诚于最高领袖。这种结构确保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也导致了内部派系斗争，例如拉夫桑贾尼的实用派与哈梅内伊的保守派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
教士集团的宣传组织在革命前后至关重要。革命前，宣传主要通过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地下网络。霍梅尼的录音带由商人如巴扎尔商人和学生携带分发，内容简洁有力，结合宗教语言和反帝国主义口号。历史学家凯杜里分析，1978年伊朗约有9万座清真寺，每周五的聚礼布道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平台。革命后，教士集团利用国家资源建立系统化宣传体系。伊朗广播电视台被改造为传播伊斯兰革命理念的工具，播放霍梅尼的演讲和宗教节目。学校课程被重新设计，加入什叶派历史和反西方内容。1980年代，政府出版了数百万册霍梅尼的着作和宣传册，分发至全国。宗教节日如阿舒拉节被赋予政治意义，通过游行和群众集会强化了革命意识形态。

革命后，政府没收了巴列维家族和精英的资产，成立博尼亚德基金会管理这些资源。穆斯塔法基金会控制了数百家企业和数十亿美元资产，名义上用于扶贫，但实际上成为教士集团的经济支柱。经济学家诺姆分析，博尼亚德占伊朗非石油经济的20%以上，但因管理不善和腐败，未能有效改善贫困。土地改革在1979年至1983年重新启动，约10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但因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农业生产力下降。石油收入仍是经济支柱，1980年代初占政府预算的80%以上。然而，两伊战争和西方制裁导致经济恶化，1988年伊朗人均GDP较1977年下降了30%。

霍梅尼教士集团以什叶派乌莱玛为核心，但包括多样化的支持者。核心成员多为库姆和纳杰夫宗教学校培养的教士，如蒙塔泽里、贝赫什蒂和塔莱加尼。教士通过师徒关系和宗教等级制度形成紧密网络，约有5000名高级教士参与革命领导。非教士成员包括知识分子如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学生如1979年占领美国大使馆的学生领袖和工人如石油工人。革命卫队的成员多为城市和农村青年，1980年代初规模达10万人。巴扎尔商人提供了资金支持，1978年德黑兰巴扎尔捐款约2000万美元用于革命活动。教士集团的多样性使其能够动员不同阶层，但也导致派系斗争，如蒙塔泽里代表的改革派与哈梅内伊代表的保守派的分歧。

教士集团对女性和儿童的迫害是其统治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革命前，巴列维政权的世俗化政策为女性提供了部分权利，如1963年白色革命赋予妇女选举权，1967年家庭保护法提高了女性在离婚和监护权方面的地位。然而，霍梅尼教士集团将这些改革视为反伊斯兰，革命后迅速废除相关法律，推行基于什叶派教法的性别政策，严重限制女性权利。伊朗女性研究学者阿扎德记载，1979年3月，霍梅尼颁布法令强制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违者可能面临逮捕或罚款。1980年，道德警察成立，专门监督女性着装和行为，违者可能遭到鞭打或监禁。1981年德黑兰一女性因未佩戴头巾被道德警察逮捕，遭公开鞭打50下，这一事件引发了部分女性抗议，但被迅速镇压。1983年，新宪法将女性定位为家庭的守护者，限制其进入高级政治职位，女性法官被全部免职，女性在大学和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显示，1979年至1985年间，伊朗女性就业率从14%降至8%，高等教育入学率从20%降至10%。

1979年，巴列维时期的家庭保护法被废除，新婚姻法将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从15岁降至9岁，允许男性多妻制和临时婚姻。人权观察报告显示，1980年代初，伊朗约有10万名未成年女孩被迫进入早婚，其中许多人因家庭贫困或宗教压力而无法拒绝。离婚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需证明丈夫严重虐待或无力赡养才能提出离婚，且即使离婚，子女监护权通常归男性。1982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女性在没有男性监护人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这一政策至今仍在部分执行。这些法律不仅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权，还导致了广泛的社会歧视。1984年德黑兰大学一名女学生因在课堂上提出性别平等问题被开除，引发了小规模抗议，但被革命卫队镇压。

革命后，教士集团对教育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强调宗教意识形态，导致儿童教育质量下降。伊朗教育学者法尔哈德记载，1980年代，政府将学校课程中的科学和文学内容大幅削减，代之以什叶派教义和革命历史，教科书中加入了对霍梅尼的个人崇拜内容。女童教育受到特别限制，1981年政府规定男女分校，女童在科学和数学课程中的学习时间被压缩，优先学习家政和宗教课程。两伊战争期间，教士集团通过宣传动员大量青少年参战。国际特赦组织报告显示，伊朗征召了约10万名14至17岁的男孩加入巴斯基民兵，许多人在未经充分训练的情况下被送往前线，导致高死亡率。1982年的霍拉姆沙赫尔战役中，约5000名青少年在人浪战术中丧生，这些儿童兵常被教士宣传为殉道者，以激励更多人参军。革命卫队在学校中设立招募站，通过宗教演讲和经济补贴诱导贫困家庭的儿童参军。1988年停战后，幸存的儿童兵大多未得到心理或经济支持，许多人因战后创伤长期贫困。

教士集团对女性和儿童的迫害还体现在政治镇压中。1979年至1983年，教士集团对反对派进行大规模清算，女性和儿童因家庭成员的政治活动而遭到牵连。人权观察报告显示，1981年，约2000名女性因涉嫌支持人民圣战者组织被监禁，其中许多人遭受酷刑或性暴力。儿童也被用作政治工具，1980年德黑兰一所学校要求学生举报反革命家庭成员，导致数百名儿童的父母被逮捕。1988年，教士集团对政治犯进行大规模处决，估计5000至10000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女性和未成年人。历史学家帕萨达尔记载，一名16岁女孩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被处决，其家人甚至未被提前通知。

霍梅尼教士集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导致约100万人死亡和5000亿美元损失。1981年，人民圣战者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炸死贝赫什蒂等70名政府官员，教士集团通过镇压清除了这一威胁。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教士集团通过宪法修改进一步巩固了体制。尽管面临经济困难和改革压力，教士集团通过宗教权威、军事力量和宣传体系维持了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