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乱作一团。黄埔同学纷纷指责戴笠未尽到责任，说：校长的安全一向是由你负责，这次校长在西安如有不测，我们先拿你试问。
吓得戴笠惶惶不可终日。不过这些黄埔同学是冤枉戴笠了，早在1936年初，戴笠就获得了张学良通共的可靠情报、
台北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公开后，人们才发觉，原来早在张学良与中共情报要人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谈之后，蒋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据大溪档案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1936年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成员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内称：
“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共合作消息。
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共电令购大批书报。
2、共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共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共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
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
4、此次共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
5、李某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
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共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应该说该情报是非常详尽的。
戴笠得此报告后，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共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
然而，对如此重要的情报，蒋介石竟不予重视，报告原件未做任何批复即被存档了事。
除了戴笠处，蒋介石还从其他渠道得到了关于西北局势不稳的密报，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密报称：
“西北情形极为复杂，中共、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党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共。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党，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晏道刚是蒋“安排”给张学良的参谋长，有监视张之责任，但蒋对晏道刚的报告也未重视。
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又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的报告送来，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
“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即前江西苏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
9月19日，贺衷寒报告称：“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
陈诚就张学良情况报告称：
张学良嘱冯庸转达如下意见：“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则蒙概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兵士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言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请将余之苦衷，代达辞修兄为盼”。冯庸并且说，张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
陈诚对此深信不疑，故而告诫蒋说：“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戴笠、晏道刚、贺衷寒、陈诚都是蒋的亲信，对他们提供的情报和建议，蒋并未多加重视。这是蒋自己的判断失误，如果蒋对他们提供的有关张学良通共的情报稍加重视，西安事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