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律法里流放犯并非普通囚犯，流刑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死刑，是重罪不赦却须严惩的特殊群体。含盖官员、渎职文人、讷谤作乱等各类罪人，但白养这些罪人确实浪费资源。因此流放的核心就是把这些朝廷眼中的废物精准投放到边疆的空白地带，实现处置罪犯与巩固边疆的双重目的。
您可能不知道清朝有三大核心流放地，东北的宁古塔是苦寒，西北的新疆伊犁是封杀，西南的云贵川藏是野蛮与烟藏。总之哪里没人愿意去，囚犯就得去哪里填坑。
就拿那句让人闻风丧胆的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来说，这里的披甲人其实就是驻守边疆的底层八旗兵丁。初期的披甲人虽然名为奇人，但大部分是女真部落俘虏的祥人，世代驻守在极寒冰原上，既要当兵打仗又要种地打猎，自给自足，日子过的那是苦不堪言。朝廷把流放犯分给他们当奴隶，让罪犯种地放牧，包揽所有苦役，既给了披甲人实际的役使利益，平息了他们的不满，又不用朝廷额外耗费军饷招募劳力，可谓一举两得。
被发配的犯人除了去官庄服役，要么就是被打散分到了各个披甲人家里，他们的身份直接从人变成了奴，生死荣辱全看主人的心情。
除了为奴为婢，这三大流放地的流人每天究竟要做什么？这就与统治者边疆治理的需求有关了。
清初的东北戍边就精准对应了所谓龙兴之地的防御刚需。大清刚入关那会儿，满族人是举家搬迁进北京享福去了，老家瞬间成了个巨大的空壳。龙兴之地虽然尊贵，但架不住地广人稀，一边要严禁汉人随意进入，另一边又要防范北边杀俄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所以光靠几个八旗兵看家护院哪够？于是这些被判了流刑的囚犯就成了第一批被填进白山黑水里的人肉盾牌。
顺治十四年吴兆谦因文字狱被流放宁古塔，期间曾写下家书：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而这帮流放犯里有不少是江南的读书人，他们被这股不可抗拒的政治力量硬生生从秦淮河畔的温柔乡拽到了。极寒的冰原，这可不是简单的种地，这是在玩命。
这种看家护院式的流放本质上是清初统治者对东北老家的一种低成本维护，用最低成本解决劳力短缺问题，靠惩戒威慑让犯人安分劳作。
可到了乾隆年间风向变了，随着准噶尔汗国的覆灭，西北边疆版图得以稳固。但伊犁是西域的最前线，驻扎着两三万八旗和绿营大军。这帮大爷每天人吃马嚼，粮食从哪来？如果从内地运，再厚的国库也经不住这么烧。因此这时候的乾隆发现了光把人往东北赶已经不够，用了西北那片刚打下来的江山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填坑。而囚犯就是最容易获取也最不心疼的人口。
于是流放地的重心开始了一次长达数千里的战略大漂移。如果说青初送东北是为了看家，那青中期送新疆就是为了养兵。这帮流放犯到了新疆身份就变了，因为能活着走到伊犁的那都是身体素质极好的优质劳动力。一到地方就自动被编入了屯田兵团，主要工作就是挖坎儿井和开垦荒地。连林泽徐被贬伊犁后也得拿起锄头种地治水。
一八四二年林泽徐历经一百二十二天和八千余里的艰辛跋涉抵达伊犁，刚安顿下来就被派去开垦荒地。他带领一群流放犯每天顶着漫天封杀开荒。据林泽徐在新疆记载他在伊犁期间共主持开垦荒地十九万多亩，还牵头改善了新市坎而井，解决了当地灌改难题。
不止是林泽徐，当时所有流放至西北的罪犯都被纳入潜豚体系。从前龙朝到大清覆灭，这些流放犯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在戈壁滩上挖渠灌改改良土壤，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塞外粮仓。乾隆二十八年伊犁地区每年收获的粮食已能完全供给当地八旗官兵需求，甚至还有银鱼。
到了这一步流放地的选择开始往西南也就是云贵川藏边缘倾斜，这背后的逻辑更深了一层。当时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虽受天朝绝号，实自亡其地。这时候的背景更复杂，朝廷正忙着改土归流，也就是把那些仕习的土司权力收回来换成中央派去的留官。但此时最大的难题是当地交通闭塞，文化隔阂深。所以这时候流放犯除了从事高危劳役之外还在无形中把中原的文化和农耕技术带入了深山。
因为这些被发配到西南深山老林的囚犯很多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他们被安置在苗江等地不仅要做开坑、踢田等体力劳动，还要配合朝廷派来的流官对当地人进行教化。
这种文化化肥的效果虽然比刀剑更慢，但绝对更彻底。
从东北的看家护院到西北的战略屯田，再到西南的文化同化，大清的龙旗最终落下。那些曾经被视作耗材和化肥的囚犯却在荒原上真正扎下了根，沉淀成了一种独特的流人文化。这些曾经的阶下囚中既有蒙冤的文人，也有贪婪的墨吏，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客观上成为了被强行注入边疆的活水。在苦难中把荒原烫上了中华文明的烙印。
这种文化的蔓延不是靠枪炮打下来的，而是靠人在求生本能中活出来的。
“帝王权威崇拜”的拥趸，往往祖祖辈辈都是劳苦底层的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