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浙西五线小城，经济上堪称“浙江的东北”。回乡待了一周，目睹了近乎废弃的崭新商场和人口凋零的xx新城，也体验了乡下镇上年二九堵车半小时的经历，拜年途中和多位体制内外亲戚、同学茶叙漫谈，做了一些非正式访谈。专门聊聊今年返乡之所见所闻所感，以飨诸位：

1、“保运转”是举县共同之目标。家族内聚会闲谈，连着几年都没有暴富案例，只有欠债、破产、应收账的故事。一位亲戚开沐足店破产，欠债对象，正好是另一位晚辈所供职的银行；另一位在省城做软件企业的高管，感慨如今政府项目金额规模之小、招标之难和要账之烦。

体制内公务员因为旱涝保收——尽管2025年收入有所下滑，但依然坚挺地站在家族鄙视链的顶端。当然，最让人羡慕的是已经退休公务员/老师，相对于基层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预算和基层干部繁琐无趣的工作，他们拿着高昂的退休金，真正赶上了时代红利，傲视整个家族。

2、基层干部是令人羡慕的夹心饼。无论如何，基层公务员都是让普通人羡慕的，收入、地位、办事便利程度都是一流的。一位同学担任了某镇副镇长，小区某处井盖开车经过出现噪音问题已久，他一个电话给社区书记，很快搞定。据悉，全县副科以上县管干部1400+，而全县实际生活人口不足30万，该群体占比仅0.5%，属于妥妥的婆罗门一族。

但另一方面，他们并非没有苦恼，来自上级千万条线最终汇到基层，本已任务繁重，更有各种招商、环保、安全、党建等事无巨细的排名，让他们鸭梨山大。要知道这样的排名不是看年终，而是每月排名，每周排名，一旦名次靠后，上级电话轰炸而来，不得安生。眼下基层毫无创新动力，用某位同学的话来说，“主要忙着甩锅卸责、数据造假，哪有什么时间精力来搞创新？”

3、无人知晓基层财政压力有多大。但是，作为一个被限制工业发展，大部分财政依赖上级转移支付的县域，去年开始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来进行增收。某中小企业管理层透露，所在企业被“查税”，最终以缴纳500万元罚款了事。另一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透露，该行被罚没2000万元，这笔钱究竟以何种方式上交，并不清楚。但上述现象，可以从侧面印证县级财政压力之大。

罚没终属杀鸡取卵，县里的官老爷们也想着开源。例如卖掉旅游景区的运营权，当然，需要通过投资平台操作。然则这毕竟也是一次性收益，为了能创造持续性收入，领导们一拍大腿，花了数亿建造了一座“xx禅寺”，试图通过香火钱来增加收入。

值得玩味的是，此法并非独创，对杭州地区近来爆火寺庙有所耳闻的人，都应该洞悉内在缘由。不过，目前该项目延宕数年，目前已处在暂停阶段，只见花了数亿元建造的雄伟大殿，不见络绎不绝的游客，增收之梦似乎并不如规划那般实现得顺利。

4、比财政崩溃更恐怖的故事是人口锐减。家乡县域名义上的常驻人口超过30万，实际生活人口不及25万，这几年出生人数断崖式下跌，每年死亡人口比出生人数多千余，加上每年外出读大学、就业、跟随子女，流失上千口，导致每4-5年就会再少一万人。

笔者回到所在村落，与长辈聊天得知。去岁全村户籍人口600+，实际生活人口80+，死亡6人，出生0人。隔壁大村也好不到哪去，死亡11人，出生2人。照此速度，到2040年，村庄里将无人居住。而跳出人口本身，财政意义上来看，流失人口就是流失财政；从发展意义上看，流失人口就是流失未来。

5、家族聚会，只剩下“正常人”参加。正月初三参加了一场人数高达50人的大家族聚会，有长辈，有孩子，也有我们这样的中年人。但仔细观察，大龄未婚者，已婚选择不育者，成为老赖外出逃债的人，以及六月要参加高考者，均不见聚会现场。前两种属于伦理上不孝的典型，中间属于社会性死亡，最后一种则是被通货膨胀的学历项目所彻底扭曲。
只有我们这些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买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家庭聚会，才能获得喘息的空间。当然，此间亦有差别，夫妻双方均为体制内并育有二胎家庭，是为大孝；仅一方为体制内但生育了二胎，是为中孝。像笔者这样在市场里讨口饭吃，又不听劝告，不愿生育二胎的，只能算微孝，凑个合格罢了。

总体而言，过年期间，县城依然是繁华而热闹的，奶茶店门口排着长队，景区簇拥着各方游客，眼前的短期的消费不可谓不旺盛，但表象之下，被腰斩的楼市，寒冷的就业市场，创新高的破产企业数据，以及持续紧绷的基层财政、工作压力和不可言说的监察反腐趋势，让县城官民头顶皆笼罩着一大片乌云。

市场的萎缩，让更多人不得不游向体制内；长辈雄厚的财力和甘愿付出的精神，令他们拥有代际沟通中更大的优势，促使县城大量二胎家庭出现。这两股观念最终汇成一朵巨大浪花，托举了县域内的一小撮人上人：夫妻都在体制内，并生育了两个孩子。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