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韦斯的核心执政理念，源于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思。他认为旧制度被资本与跨国企业绑架，石油资源收益被少数精英攫取，贫富差距悬殊。因此改革目标很明确：收回战略资源主权，通过国家强力干预重新分配财富，建立以底层民众为中心的参与式民主，摆脱外部资本控制，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政治体制层面，查韦斯启动系统性改造。1999年召开制宪大会，颁布新宪法，将国名改为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改革权力架构，在传统三权基础上增设选举权、道德权，构建五权体制，把两院制议会改为一院制，减少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他多次推动议会授予总统委任立法权，获得绕开议会直接颁布法律的权力；后期推动修宪公投，取消总统连任次数限制，巩固执政地位。同时，组建统一社会主义党，整合左翼力量；设立基层 “社区委员会”，作为 “人民权力” 载体，试图以基层参与式民主替代传统代议制。这套改革削弱了原有分权制衡机制，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与执政党，司法、立法的约束能力持续弱化。经济领域的举措更为激进，也是影响最深远的部分。第一，石油产业深度国有化。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探明储量第一的石油资源。查韦斯政府收紧外资准入，提高石油行业税费与本国股权占比，2007年强制要求外资油田项目必须由委方控股，埃克森美孚、康菲等国际石油企业拒绝条件后撤出。政府重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将大量石油收益直接划拨用于社会福利，大量抽调技术人员进入行政岗位，公司管理层政治化。1999年委内瑞拉原油日产量约320万桶，到2013年查韦斯离世时，产能持续下滑；石油收入在政府财政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37%飙升至 2008年的96%，整个国家财政高度绑定国际油价，非石油产业持续萎缩，非石油部门GDP贡献率由改革前45%下降至30%，产业单一化问题进一步恶化。第二，大范围国有化与土地改革。政府陆续将电力、电信、钢铁等战略行业收归国有；对大庄园闲置土地实施征收，分配给农民；对大量私营企业进行接管或强制收购。国有化浪潮之下，私人资本投资信心急剧受挫，2006—2009年委内瑞拉成为南美唯一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出的国家，本土企业家投资意愿低迷，国内工农业生产动力持续衰减。第三，价格管制与外汇管制。为保障底层民生、压制物价，政府对食品、药品、日用品实施严格限价；同时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由政府统一分配美元外汇。市场信号被扭曲：农产品售价低于生产成本，农民生产意愿低迷，国内粮食产量持续下降，食品高度依赖进口；企业获取外汇困难，原材料、药品进口受阻，商品短缺逐步常态化。依托 2000至2010年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查韦斯推行大规模社会福利项目，也就是 “社会使命计划”：引入古巴医生建立基层免费医疗网点，全国扫盲，建设平价食品市场，大规模住房保障，向弱势群体发放补贴。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委内瑞拉贫困率从2003年62%降至 2009年29%，基尼系数明显下降，在高油价周期内，底层民众生活获得切实改善，这也是查韦斯获得广泛底层支持的基础。但繁荣建立在油价红利之上，而非内生经济活力。石油收益大量用于即时福利分配，极少投入石油设备维护、勘探技改与多元产业培育。一旦国际油价在2014年大幅下跌，财政收入断崖式下滑，整个体系立刻失去支撑。查韦斯去世后，继任者马杜罗延续原有政策，财政缺口只能依靠印钞弥补，恶性通胀爆发。IMF数据显示，2015年委内瑞拉通胀率突破550%，2018年通胀飙升至130000%；GDP连续大幅萎缩，药品、食品、基础物资严重短缺，大量人口外逃。很多分析指出，美国后续的制裁加剧危机，但根源在于查韦斯时期固化的单一石油经济、扭曲的市场管制、权力约束缺失的治理体系。高油价掩盖了制度缺陷，红利退潮后，所有结构性问题一次性集中爆发。回顾委内瑞拉的历程，可以得出清晰的启示。自然资源本身不是诅咒，领导人良好的民生初衷也不等于可行的治理方案。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完善、相互制衡的治理体系，健康多元的产业结构，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安排。
再好的愿景，如果脱离现实，违背规律，依靠行政，强推分配，缺少可持续的制度约束与经济造血能力，单凭个人强权推进，没有科学完善的治理体制，搞垮一个国家，一个领导人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