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做了重要发言：“人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一个人出现了错误，就要及时地去发现和改正。今天的会议之前，我和国锋同志有过商议，我的话他是清楚的。”

陈云继续说：“这两年，我们国家的改变是让人失望的。我们的政治环境不活泼，不通畅。为了国家能有更好的未来，我认为华国锋同志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主席的职务了。我希望他在后面的生涯中，要多做加号、少做减号。”

以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王震等人为首的党内元老们，对陈云的发言给予了明确的支持。

中国的命运，在陈云的话语间，开始出现转折。

叶公选择了沉默，后来见元老们一边倒地挺陈倒华，于是做了自我批评：国锋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

老帅动了感情，眼含热泪，苦口婆心。

最铁杆的支持者也放弃了，大势已去，国锋同志已经别无选择。

自1976年10月开始，四年多的时间，他错过了太多的机会；而“两个凡是”、“洋跃进”等等错误之举，使原本对他抱有极大期望的党内元老、同事以及民众渐感失望；大家对他的能力，开始怀疑。

很显然，国峰同志在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各个方面的平庸，大于他的英明。

在半年多前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吴德、陈永贵、陈锡联等人已经在压力下辞职，国峰同志在政治局已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此后，舆论的“风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国锋同志名义上仍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有国锋同志提议“少宣传个人”的一段话。敏感的人们隐隐约约感到华国锋的地位似乎有了一点儿麻烦，不过，仅仅只是“隐隐约约”而已。

与此同时，传言甚至是谣言不断从帝都的一些深宅大院里飘散而出，迅速传向各地。这些传言信源可靠且内容深邃。

1981年的冬末春初，整个国家，除了那几个”凡是派”，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巨变的到来，期盼一个新时代的启幕。
但是，以邓为首的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们不会让这次政坛巨变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更不会因此而给党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他们要以稳妥、渐进的方式完成这次权力交接。

1981年的中共中央元旦茶话会，心灰意冷的国锋同志没有出席，这使国内外的政治观察家们开始关注那些坊间传闻。一个多月后，中央希望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接见外宾，国峰同志还是婉拒了。那时，他还没有正式辞任重要领导职务，按说这类礼仪性的事务，他还是应该做做样子的，可他却一概婉拒。

国峰同志为何这样“不顾大局”呢？

在此之前，集体领导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耀邦同志已开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赵同志由蜀入京，接任了政府的职务；而军队工作则早已由自称“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的无衔元帅邓大人主持。

这些重要职务的更替，虽然还未大范围公布，但国锋同志离开主要领导岗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云同志不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吗？这一次，国峰同志很有自知。

心中有怨气，一时半会想不开，撂挑子、撒撒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国峰同志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同志。

黄文欢曾任越南驻华大使、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在越共党内地位很高。他曾多次来华访问，是越共党内亲华派的代表人物。
1970年代后期，越南奉行亲苏的外交政策。在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眼中，亲华的黄文欢无疑是眼中钉，多次对其进行降职打压，欲除之而后快。
政坛失势且有安全隐忧的黄文欢，不得已来华寻求庇护，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尚未知悉中共党内变动的黄文欢，提出要见国峰同志。
经请示，中央同意了黄文欢的请求。
但国峰同志还是婉拒。
不得已，中央只得请德高望重的邓大姐去做国峰同志的工作。
对国峰同志来说，邓大姐是老辈人，他对邓大姐历来是十分尊重的。邓大姐主动找到国锋同志，说了一些肺腑之言，劝他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

邓大姐最后轻轻地对国锋同志说：去见见吧，就当是应付差事，最后一次。

国峰同志听从了邓大姐的劝告，1981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国峰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接见并宴请了黄文欢。

这是国峰同志最后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接见外宾。

此后，他交出了权力，泯然于众，深居简出，闲淡寡欲地度过了余生。

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国峰同志就已经实际丧失了决策的权力，但是直到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他才正式辞去一切职务，彻底交出了权力。
尽管传闻早已遍于朝野，但直到新闻公告发布的那一刻，人民群众才确知：“英明领袖”已经下台了。

两年半的时间，中国政坛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风平浪静之间，中国迈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