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腐持续进行，近期通报的落马官员中，很多人被指“私自携带反动书籍入境并阅读”。
什么书属于“反动书籍”？中国近年来采取过哪些措施打击境外出版物？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携带境外书籍回国会遇到问题吗？
落马官员看禁书
据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微信公众号“廉洁江西”9月9日消息，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甘成久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通报称，甘成久身为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私自携带反动书籍入境并阅看，对抗组织审查。

 

类似的案例已有多起。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朱从玖受贿案9月6日开审，中纪委去年11月在对朱从玖的双开通报中，指他“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
中共四川省纪委微信公众号“廉洁四川”8月28日也发消息称，成都市温江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马敬德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通报指他“购买、阅看违禁书籍，在网络上散布政治谣言”。
中共甘肃省纪委微信公众号“啄木鸟”今年8月通报甘肃省民乐县委原书记李作明被双开时，指他“私自携带违禁音像制品入境并阅览”。
今年1月，中纪委对贵州省贵阳市原副市长林刚的双开通报中，提到他“长期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电子书刊”。
在山西省纪委监委同月发布的山西省阳泉市原副市长韩加政的双开通报中，他也被指“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山西省纪委监委今年1月通报，山西省阳泉市原副市长韩加政“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互联网）

此外，河南省民政厅原副厅长杨蕾、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政协原主席郁志云被双开的理由中，也都包括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
哪些书属于“反动书籍”？
对于上述通报，网民产生了兴趣，很多人在相关新闻下留言称，“很好奇他看了什么书”。
事实上，中国官方并未公开列出禁书的书单，一般认为，“反动书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对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披露，包括中共早期路线斗争、国共内战、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八九等。
中共领导人的“传记”“秘闻”“中南海内幕”等，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也有关于现任领导人的。
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和中国官方立场不一致的书籍。
知名政治异见人士的其他作品。
这些书籍不少是在港台出版，质量良莠不齐，有的披露了中国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真相和政治运行逻辑，也有一些是胡编乱造、吸引眼球的作品。

 
 

中国官方严打“境外非法出版物”
近年来，中国官方双管齐下，一方面严厉打击“境外非法出版物”，另一方面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要求。
2015年，中国国家网信办展开五大专项行动，全面清理和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有害信息。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其中，“清源2015”行动包括清理港台反动有害信息，主要是封堵政治性有害出版物，特别是诋毁中国政治制度，歪曲党史、国史、军史，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非法编造党和国家领导人故事，煽动民族分裂的非法、有害出版物和印刷品。
同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股东和经营者被带走，并在电视节目上出镜认罪。端传媒引述香港出版业者称，“铜锣湾书店事件”产生了寒蝉效应，出现了作者不敢供稿、出版社不敢出版、书店不敢卖、读者不敢买的现象，一些政治类书籍只好转到台湾去出版。
 

  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股东和经营者被带走。“铜锣湾书店事件”给香港出版业造成了寒蝉效应。（档案照）

2021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显示，中国大陆禁止入境的物品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胶卷、照片、唱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计算机存储介质及其它物品”。
2023年，中共时隔五年再次修订党员纪律处分条例，扩大了党员违纪行为的范围和处罚。新条例规定，私自阅看、浏览、收听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的刊物，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普通民众也不能携带禁书入境
对普通民众来说，携带从境外购买的书籍入境也会遇到麻烦。
认证为科普作者的网民“三蝶记”在新浪微博上反映，他9月8日从深圳皇岗口岸过关，箱子被要求开箱检查，理由是里面有印刷品。其实那只是一本在加拿大买的关于北美蝴蝶的书。他后面还有一个人也因为箱子里有书，被要求开箱。
小红书网民“Alrunner”反映，他年初带一批书从济南机场入境，被海关人员要求开箱，并且询问了每一本书的内容。由于他的书都是工程技术书籍，最后被放行。
小红书网民“消极掰掰”反映，从今年5月底开始，寄到中国大陆的包裹内有书或杂志的，要多等好几天才能寄到。
如果是“问题书籍”，情况就更严重。据雅虎新闻今年5月24日报道，在香港读社科专业的大陆学生Natalie（化名）说，她从香港返回成都时，两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未通过审查，被海关没收。海关人员还要求她填写“自愿放弃”这两本书的表格，同时记录了她的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信息。
另一名在香港念书的研究生Cassie（化名）去年9月在香港某出版社网站订购三本书，内容分别与历史、政治理论及2019年反修例运动相关，结果收到大陆海关寄来的扣留通知书，以及申请退回书本至出版社的表格。申请退回书上要求她提供身份证副本，并承诺不再邮寄此类物品入境。
一味严禁也未必是好事
近年来的趋势显示，中国政府对于政治性出版物的管制呈现加强态势，对中共党员干部的管理也更加严格。党员纪律中，政治纪律尤为重要，“阅读境外反动书籍”成为通报官员落马或双开的常见字眼。
如此多的官员阅读禁书，除了个人兴趣外，恐怕也有不少人希望通过甚至是只能通过境外出版物来了解“高层情况”，这点引人思考。
另一方面，禁书问题越是强调、抓得越严，一些民众的好奇心也就越大，会寻求用更隐蔽的方式去阅读和传播。此外，一些内容未必真实的书，因为被禁，反而有更多人相信了。
长远来看，中国还是应该提高政治透明度和开明程度，对于一些历史问题也应更加坦诚、更有自信，如此，反映真实情况的书不至于成为对政权的威胁，而那些胡编乱造的书就更没有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