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农村社会学和农村流动人口的安微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仇凤仙，在《一席》中演讲说到，
农民工进城后，因为长期从事重力活，但凡有病，第一选择都不是去医院，而是能忍则忍，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就买点膏药贴一贴。
是农民工不想治病、不想去医院吗？
显然不是，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不敢去医院。
他们一踏进门，心里就会慌，慌的不是查出什么病，而是怕这个病要花自己很多钱。
根据仇教授的统计，去过正规大医院看病的农民工，仅占11.9%
实际上，农民工也有医疗保险的，就是我们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
但是新农合政策在报销和管理上面，是属地化的报销和管理。
这个“属地化”，就是和户籍制度相挂钩的。
也是在这几天，7月8日，在“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刺激消费。
乍一看，觉得还是挺有道理。
户籍制度是我们特有的一种基于土地的人口管理制度，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原因也很简单，过去是因为农业社会，土地就是朝代运转的根本。
农民在一亩三分地里耕作，封建王朝在刮分利益中拉帮结派，争来争去，无非就是两个字：土地。
古代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可以说，谁掌控了土地，谁就可以当皇帝了。
然而到了21世纪，整个社会生产要素，早就不是只有土地了，人口、技术、资本才是生产要素，还是照搬以前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人口流动是大势所趋。
拿农民工来说，劳务人口输出大省河南，常年有超一千万人在外打工，很多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这些农民工筑起的，但他们的医疗，因为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得到保障。
还有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人，为什么他们宁愿加大杠杆，哪怕是六点几的房贷利率，也要咬着牙上车？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大城市的户籍，意味着失去所在大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待遇，而买房，就成了享受这些资源的最佳途径，没有之一。
户籍制度，可以做到控制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分离，更是到每一个个体的精细化控制。
之前还有跟户籍绑定的粮食供应体系，只是现在只绑定了教育和医疗。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取消农民工的户籍限制，是有利于人口流动的。
跟货币一样，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货币流通起来，才会产生价值。
假设手里有五百块，如果你把这500块藏起来，不去购买东西，那么500块就失去了经济价值。
这个道理于人口而言，也是一样的，人口只有流通起来，才能产生经济效益。
蔡昉做了这样一个情景假设：
农民工消费被户籍抑制了23%，假如1.8亿农民工成为户籍市民，可增加消费支出约2万亿元。
给出的数据支撑是：疫情造成的超额储蓄为GDP的3%，大约为3.6万亿元。
那么问题来了，超额储蓄的3.6万亿，里面有多少比例是农民工的？
以招商银行为例，2022年末，招商银行零售客户总数为1.84亿户。
客户分为三档。
1，私人银行客户13万，占比0.07%，人均资产2812万，总资产37900亿；
2，金葵花客户401万，占比2.18%，人均资产151.57万，总资产60765亿；
3，普通客户1.79亿户，占比97.75%，人均资产1.25万，总资产22564亿；
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就知道，最大基数的普通客户，人均只有1.25万的资产。
接近98%的占比，账户只有一万多，拿什么来去消费？
他说的我能理解，理论上有一定道理。
问题是，连招行占比近98%的用户，都只有1.25万元，那么，农民工手里的钱，怕是更少。
有一说一，取消户籍这件事，我们一直有在尝试。
自1984年解除“完全限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以来，各地也一直在探索户籍改革。
理由很简单，医疗、教育以及住房分配等社会福利，这些，都涉及到公平问题。
《法制文萃报》2010年7月21日头条《户口阻碍母亲捐肝救子》，报道了因为户籍原因孩子得重病而不得医治的事件，就是因为在广州打工的父母由于孩子未落广州户口，广州医院的医生不给做肝移植 手术。
但完全放开，又不得不面临城市资源供给的现实问题。
比如，郑州市2003年宽松的户籍制度改革引致了大量外来人口，并因城市不堪重负，不得不在次年部分叫停。
自2009开始，中央以及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然而，虽然各地区落户限制逐渐松动，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依然较低。
《农业经济问题》在2022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隐性壁垒、城市融入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
里面提到：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限制，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福利仅有户籍人口才能享有，而常居人口则被排除在户籍隐含的福利之外。
既然户籍有那么多的限制，为什么之前没有被拿出来大讲特讲呢？
一是得益于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各行各业都能分到一杯羹。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累，也没有保障，但努努力、风吹雨晒换来的报酬是这辛苦钱可以养活在大山里的一家老小，还能盖上新房子。
二是很多城市陆续放开落户门槛，比如积分入户、学历入户等。深圳、广州就是只要是本科学历，就能申请办理入户。
而在2022年6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 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提到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并列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所以，推动农民“市民化”，大概率是一个要完成的目标，且也一定会完成。
但是，网上说的取消户籍制度，个人觉得，从目前来说看，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户籍不是万能的，不是取消了户籍，现在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好，假设1.8亿农民工取消户籍了，那么他们进城后的工作谁来安排？促进消费的前提是有稳定的收入保障，以前那个加杠杆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该要面对的，迟早要面对。
该要还的债，也一定要还。
显然，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还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还，以及谁来还的问题。
农民工进城后，因为长期从事重力活，但凡有病，第一选择都不是去医院，而是能忍则忍，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就买点膏药贴一贴。
是农民工不想治病、不想去医院吗？
显然不是，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不敢去医院。
他们一踏进门，心里就会慌，慌的不是查出什么病，而是怕这个病要花自己很多钱。
根据仇教授的统计，去过正规大医院看病的农民工，仅占11.9%
实际上，农民工也有医疗保险的，就是我们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
但是新农合政策在报销和管理上面，是属地化的报销和管理。
这个“属地化”，就是和户籍制度相挂钩的。
也是在这几天，7月8日，在“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刺激消费。
乍一看，觉得还是挺有道理。
户籍制度是我们特有的一种基于土地的人口管理制度，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原因也很简单，过去是因为农业社会，土地就是朝代运转的根本。
农民在一亩三分地里耕作，封建王朝在刮分利益中拉帮结派，争来争去，无非就是两个字：土地。
古代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可以说，谁掌控了土地，谁就可以当皇帝了。
然而到了21世纪，整个社会生产要素，早就不是只有土地了，人口、技术、资本才是生产要素，还是照搬以前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人口流动是大势所趋。
拿农民工来说，劳务人口输出大省河南，常年有超一千万人在外打工，很多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这些农民工筑起的，但他们的医疗，因为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得到保障。
还有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人，为什么他们宁愿加大杠杆，哪怕是六点几的房贷利率，也要咬着牙上车？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大城市的户籍，意味着失去所在大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待遇，而买房，就成了享受这些资源的最佳途径，没有之一。
户籍制度，可以做到控制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分离，更是到每一个个体的精细化控制。
之前还有跟户籍绑定的粮食供应体系，只是现在只绑定了教育和医疗。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取消农民工的户籍限制，是有利于人口流动的。
跟货币一样，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货币流通起来，才会产生价值。
假设手里有五百块，如果你把这500块藏起来，不去购买东西，那么500块就失去了经济价值。
这个道理于人口而言，也是一样的，人口只有流通起来，才能产生经济效益。
蔡昉做了这样一个情景假设：
农民工消费被户籍抑制了23%，假如1.8亿农民工成为户籍市民，可增加消费支出约2万亿元。
给出的数据支撑是：疫情造成的超额储蓄为GDP的3%，大约为3.6万亿元。
那么问题来了，超额储蓄的3.6万亿，里面有多少比例是农民工的？
以招商银行为例，2022年末，招商银行零售客户总数为1.84亿户。
客户分为三档。
1，私人银行客户13万，占比0.07%，人均资产2812万，总资产37900亿；
2，金葵花客户401万，占比2.18%，人均资产151.57万，总资产60765亿；
3，普通客户1.79亿户，占比97.75%，人均资产1.25万，总资产22564亿；
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就知道，最大基数的普通客户，人均只有1.25万的资产。
接近98%的占比，账户只有一万多，拿什么来去消费？
他说的我能理解，理论上有一定道理。
问题是，连招行占比近98%的用户，都只有1.25万元，那么，农民工手里的钱，怕是更少。
有一说一，取消户籍这件事，我们一直有在尝试。
自1984年解除“完全限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以来，各地也一直在探索户籍改革。
理由很简单，医疗、教育以及住房分配等社会福利，这些，都涉及到公平问题。
《法制文萃报》2010年7月21日头条《户口阻碍母亲捐肝救子》，报道了因为户籍原因孩子得重病而不得医治的事件，就是因为在广州打工的父母由于孩子未落广州户口，广州医院的医生不给做肝移植 手术。
但完全放开，又不得不面临城市资源供给的现实问题。
比如，郑州市2003年宽松的户籍制度改革引致了大量外来人口，并因城市不堪重负，不得不在次年部分叫停。
自2009开始，中央以及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然而，虽然各地区落户限制逐渐松动，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依然较低。
《农业经济问题》在2022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隐性壁垒、城市融入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
里面提到：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限制，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福利仅有户籍人口才能享有，而常居人口则被排除在户籍隐含的福利之外。
既然户籍有那么多的限制，为什么之前没有被拿出来大讲特讲呢？
一是得益于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各行各业都能分到一杯羹。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累，也没有保障，但努努力、风吹雨晒换来的报酬是这辛苦钱可以养活在大山里的一家老小，还能盖上新房子。
二是很多城市陆续放开落户门槛，比如积分入户、学历入户等。深圳、广州就是只要是本科学历，就能申请办理入户。
而在2022年6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 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提到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并列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所以，推动农民“市民化”，大概率是一个要完成的目标，且也一定会完成。
但是，网上说的取消户籍制度，个人觉得，从目前来说看，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户籍不是万能的，不是取消了户籍，现在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好，假设1.8亿农民工取消户籍了，那么他们进城后的工作谁来安排？促进消费的前提是有稳定的收入保障，以前那个加杠杆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该要面对的，迟早要面对。
该要还的债，也一定要还。
显然，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还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还，以及谁来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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