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烨

若没有去年（文章是2018年发表的，我是刚知道的，不改原文所以备注）“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沙甸这个滇南小镇不会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在舆论的声讨中，沙甸被认为是维吾尔籍恐怖分子的聚集地：行凶者从这里出发，事后也在这里被捕。小镇沙甸因而被贴上了犯罪、暴力、极端的标签——并都牵连着一个词：伊斯兰。在昆明恐袭发生后，许多人都惊讶于云南这块几乎被文艺化了的土地是怎样和那些看似遥远的极端势力产生联系的。

沙甸大清真寺（简称“大寺”）的 “管寺”王先生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他头戴小白帽，身着白色的穆斯林长袍，向我感叹到：“这一年来，我们沙甸过得不太舒畅，可以说是有些压抑，我们遭受了很多误解，对沙甸，对回族，对我们穆斯林。伊斯兰教讲究科学、人性化和中庸，我们的真主安拉是宽容仁慈的，我们跟他们（恐袭凶手）不是一伙的，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犯了错就把全部人都当坏人。”

虽然舆论对沙甸及当地穆斯林的质疑和讨伐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化，但今年初的一些媒体报道却让沙甸人颇感困扰。记者将沙甸喻为“国中之国”，直指沙甸穆斯林愈发明显的去世俗化倾向，不仅禁酒、读经，并且越来越多的女子戴上面纱。而当地清真寺拥有不下于政府的巨大声望，以至于政府的很多工作需要清真寺出面支持。对此管寺极为不满：“什么‘国中之国’……我们的宗教活动哪一项不是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下进行的？……好多记者断章取义、胡拼乱凑，这帽子扣得，搞得我们很被动，有苦说不出啊。”

沙甸人口不足1.6万，媒体报道很容易从口耳相传变成一种民众的共识，沙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紧张与焦虑。在“中穆网”（国内最大的穆斯林中文论坛）上一篇名为《沙甸这潭水越搅越浑了》的帖子中，发帖者提醒沙甸居民注意来历不明的外来记者，抵制他们的采访，并建议有必要时应当报警。在沙甸吃第一顿饭时，店主见笔者背着相机，便问：“你是记者吗？”入住宾馆时，主人问：“你是来采访谁的？”在清真寺走廊上，一个老妇打量着我，突然问道：“我们回族做礼拜，你们汉族反不反对？”她神情忧郁的脸上皱纹纵横，看起来非常沉重：“我们来清真寺做礼拜，是来学习的，是要学好的，是为做好人……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礼拜是学坏。”一旁的讲解员也叹息：“一些媒体的报道把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和一位大寺工作人员谈到“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时，他立刻纠正：“是中国和阿拉伯风格的结合”，未及笔者开口，他又补充说：“我们穆斯林一定是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找平衡，两者都重要，少了哪个都不行”。

实际上，沙甸人的郁结从“3·1”事件发生起就开始了，随着政府清剿行动开始，武警包围沙甸缉拿昆明恐怖袭击中的3名维族行凶者，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沙甸所有的维族人清除出镇，遣返原籍。一个客栈老板回忆，当时沙甸所有的宾馆都住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谈到这些维族人，当地人并不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人们对维族人来到沙甸的时间也是印象模糊。只有一人明确表示，维族人是在2010年沙甸大清真寺落成后开始的：“应该是来拜我们这个寺的，我们这里气候好，冬天不冷，他们就跑过来了，和我们一起在大寺做礼拜。”这些维族人与本地回族人语言不通，除了宗教用语为通用的阿拉伯语外，两个群体间并没有过多的交往。据媒体报道，在“3·1”发生的前两日，两名维族人在附近山上试验爆炸物，炸伤了手，就医时无法对医生解释缘由，医生觉得可疑遂报警，这两人很快被警方捕获，两天后，昆明就发生了砍杀。而在此之前，对维族人在沙甸的大规模居留，当地政府和警方并没有给予很多注意。

恐袭事件后，沙甸在短期内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红河州政府宣称“要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传播蔓延的势头、坚决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不仅维族人被清走，在“两清运动”（清理排查阿拉伯语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清退校内的外省师生）的开展下，大量外地人员也被清退，经校的生源大减。沙甸大街上设置减速带，大寺广场的旗杆骤然升起国旗，而阿拉伯风格的沙甸区办公楼则去掉了头顶的“圆顶葱头”并将绿色的屋身涂抹成白色。每一座清真寺的门口，都加了宣传栏，印着统一的标语，如“反极端，讲团结，促进宗教和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等等。这一系列的“整治”都在暗示沙甸人：沙甸是有问题的，沙甸是需要被整顿的。2009年，云南省政府将沙甸列入“全省第二批特色旅游村建设项目”，决定打造“中国·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小镇”时，并没想到在数年后沙甸成为会是一块心病。一夜之间，“浓郁的伊斯兰风格”从可促进旅游开发和产业转型的宝贝突然转变成危险的隐喻，这个“伊斯兰风情小镇”似乎一下成了恐怖分子的包庇所。

“圣战”与“舍希德”

让政府绷紧神经的，还有40年前的另一桩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1975年“沙甸事件”）。现位于沙甸凤尾山高处的“沙甸事件舍希德纪念碑”碑身铭文交代了事件梗概：

“文革”期间， “四人帮”强行关闭清真寺，焚烧经书典籍……把群众的正当要求，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进行镇压……马伯华等九百余同胞不幸遇难身亡，酿成了全国罕见的“沙甸事件”……中共云南省委和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为“沙甸事件”平反……

40年后的今天，惨案早已远离了沙甸人的生活，尽管当地人并没有忘记这一切，但对这一事件人们的叙述大都支离破碎，他们强调的大概有如下两点：一是占领并关闭清真寺的部队（汉族）侮辱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二是给沙甸编造罪名，如密谋武装叛乱、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等。在纪念碑附近一行十来人自发上山除草，说到：“这是舍希德们的陵园，我们这样做是尊敬他们。”

“舍希德”（shahid）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经典概念，指“烈士”、“殉道者”。根据教义，广义上任何一个信仰坚定，因与宗教相关原因亡故的穆斯林都可被称为“舍希德”，而狭义的理解则特指为教捐躯，尤其是在保卫伊斯兰教的战斗中牺牲的穆斯林。与“舍希德”一词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概念是“圣战”（jihad），这个词的原意指奋斗、斗争、努力等，但其最具表现力和仪式性的形式通常也是战斗或战争。因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频繁使用，该词首先被西方人翻译成“圣战”。当然，因“圣战”死去的穆斯林们自然是最当之无愧的“舍希德”。在沙甸“舍希德”纪念碑的碑身四面皆刻有金色的经文：

以掌握我生命的主起誓：我很喜欢我为主道捐躯，我被复活了，我还捐躯，我再被复活，我还捐躯，我再被复活，我仍捐躯……（《圣训》）

在纪念碑的附属建筑上，还铭刻着一首诗《题沙甸舍希德纪念碑》：

……

壮士们告别我们走了

留给我们一条闪光的路

……

（节录）

碑文和诗句表达的情感非常强烈，直面赞颂那段历史的反抗者。“舍希德”陵园这些决绝而充满战斗性的语言，可以归结到“穆斯林勇敢、刚毅、团结、执着的精神气质”（碑文）。这里的特殊性在于，国家的历史被浓缩在一个小镇中加以渲染，而政治斗争则被放于教义框架里检视。国家与宗教被杂糅在一起，相互映射，使得对事实的叙述十分困难。沙甸穆斯林当年的反抗带有双重意涵：一是抵制对作为信仰自由的“公民权”的侵压；二是伊斯兰教强烈而持久的“卫教”意识与传统——《古兰经》记载，公元7世纪初，在保卫穆罕穆德传教过程中的阵亡者成了第一批“舍希德”。应当承认，伊斯兰教的信仰是沙甸人能做出明确反抗的重要原因，这一原因也将他们和当时的其他受迫害者区分开来。

历史总伴随着当下发生的一切而不停地被重新想象和解读，当大寺建成后，沙甸人的盛大节日（如开斋节）都已不在纪念碑处集会举行，全镇老少仪式性地面对纪念碑的情况悄然退场。不论是穆斯林民众还是基层政府，都把40年前的事放在了记忆深处，极少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3·1”恐袭的发生，40年前的阴云却再次飘临小镇，这似乎再次印证了穆斯林“凶狠好斗”的形象，“沙甸事件”作为沙甸人不可抹去的“前科”随时可能被复刻到今天的境况之中。

天国与人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瓦哈比教派兴起和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再次盛行，“9· 11”事件、巴厘岛爆炸案、《查理周刊》遇袭都是这一变化的例证。在我国新疆，部分穆斯林群体也出现了极端化和暴力化的倾向，甚至流窜到云南制造了昆明恐袭。恐怖事件一再发生使中国似乎也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人们将伊斯兰教理解为一种冥顽不灵的他者。但面对伊斯兰教保守势力，不能只将伊斯兰教当做唯一的分析对象，还需认识到宗教不是单方面对社会成员产生支配，而是镶嵌在广阔的社会现实中的。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天启神谕，它是一种超验的意识形态，提供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说明，塑造统一的社会共识与规范，成为一个族群的精神指南。而当宗教传播到不同土壤时，调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同地域和民族传统，都会影响到他们作为穆斯林的表象，穆斯林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他们的气候、饮食和语言各不相同，也面对复杂的政权、法律和周边非穆斯林群体的互动关系，这些无一不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塑造。

那么今天应如何解答关于“愤怒的穆斯林”形象的问题？伊斯兰教充满了对“卫教”的热情及对卫教者的尊崇，这的确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所利用，也成为众人对伊斯兰教进行判断的依据。同时，穆斯林的群体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变得庞大——地球上已有57个穆斯林国家，17亿穆斯林，伊斯兰教甚至在一些欧洲国家扎下根来，但与人口和信众比例上的快速增长相对的是，穆斯林和伊斯兰政治共同体在世界格局中依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众多的伊斯兰教国家——不管是中东、东南亚还是非洲都在世界的博弈中鲜有实质性的参与。因而伊斯兰教很可能是伊斯兰国家表达他们对世俗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满的语言。当伊斯兰国家的现实情况越糟糕，极端者越是能从经文中找到应景的词句解释和引导反抗行动。作为观察者和受害者，便想当然地认为是这些危险的词句直接导致了极端者的生成，而忽略了现实政治的语境。伊斯兰社会史学家拉皮杜斯指出，今天我们看到的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回潮并不纯粹是其宗教本身的问题，而是伊斯兰教世界对资本主义化等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本土回应，与其说这一切都命中注定地产生于创教的那一瞬间，不如说是当下的世界格局催使着伊斯兰地区做出某种调适——而这一调适是通过宗教来思考和表达的。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今日“愤怒的穆斯林”形象是多重合力共同导致的结果，只盯着伊斯兰教不放，便容易走进认识的死胡同。

“伊斯兰国”阴云

在沙甸镇，伊斯兰文化已生长了600多年，全镇回族人口超过92%。早在13世纪中叶，忽必烈委任阿拉伯贵族、中亚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为云南统治者，他的到来被认为是沙甸乃至云南始有穆斯林定居的标志。沙甸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有很多誉称，常见的有“教门圣地”、“文化之乡”、“东方小麦加”等。当地人的乡土认同和自豪感之深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诞生了许多着名的伊斯兰学者和神职人员，其中包括了马坚——《古兰经》全本的中译者，几乎所有的以汉语为书面语言的中国穆斯林所奉读的《古兰经》皆是马坚教授的译本。

沙甸仅有人口15600人，但竟有大小10座清真寺，其中“沙甸大清真寺”是全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历史上先后有两座大寺，均被毁，此为第三座），属于典型的“圆顶葱头”的阿拉伯风格。其廊道、拱券、梁柱等建筑细节精心模仿了麦加禁寺和麦地那圣寺，寺外的广场甚至种植了中东的椰枣。大寺耗资1.3亿人民币，其中1000万来自云南各级政府资助，剩下的1.2亿均来自沙甸穆斯林的捐款，这是沙甸人的骄傲。每家每户都根据各自经济条件踊跃捐款，有的人还捐出一半的家产，当时最高的个人捐款是600万元。“‘信主道且行善’，这是我们穆斯林应有的品质”，大寺的一位保安说。在这座寺的周围，还有9座规模较小的清真寺，每当礼拜时间，多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的广播几乎在同一时间播放阿拉伯语的诵经声，呼唤穆斯林们前来礼拜。呼声在这块群山怀抱的小平地上此起彼伏，反复回荡，将整个小镇笼罩其中。

沙甸民宅建筑通常会在外立面添加一些阿拉伯式的拱券，街巷的墙壁上，常见学字的小孩儿用粉笔写的中阿双文的“真主至大”，饭店里挂着“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三分之一的沙甸家庭都出过“哈吉”（阿语指真主的客人，即赴麦加朝觐归来者）。沙甸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色，但 “国中之国”的比喻却实在言过其实。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乡镇，沙甸并无根本的异质性。大部分沙甸人都非常和气，他们说着属于西南官话的云南话，很多人还能把普通话说得很溜。至于网上盛传的戴面纱的女人则是夸大其词，这里穿中短裙、丝袜的姑娘也不少。整个沙甸给人的感觉是殷实、安宁和祥和。

同时，沙甸作为一个历史久远的小镇，传统的熟人社会依旧在运作。在中国，乡镇级别的“草根”政府不会与当地居民有明显的距离感，互相都是熟人，同乡同族，知根知底，沾亲带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很难营造出“高大上”的形象，他们的权威也未必高过乡里的一些贤人、长老或族长（在全民信教的民族中，族内长老的身份很有可能与宗教领袖产生重叠）。基层权力在运行中并非完全依靠正式的国家法令和规章制度，而是更多地掺杂着乡土性和非正式权力的柔性运作。只不过在沙甸，熟人社会还多了一层宗教关系，其构成基础不仅是世俗的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还包括《古兰经》、伊玛尼（指信仰）和礼拜所支撑的精神世界及其实践。同乡、回族、教徒这三个身份同属于沙甸人生活的不同面相，与其单独谈论“教权”——很容易以偏概全，不如谈论一种带有伊斯兰价值观的熟人社会关系网。如沙甸大寺的马开贤教长，年近70，其父为原大清真寺（毁于“沙甸事件”）的“伊玛目”（阿语指导师，引领者，寺里常指礼拜时的“带拜人”），父兄二人皆在“沙甸事件”中身亡，成为“舍希德”，所以马开贤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是必然的。沙甸政府也大致镶嵌在熟人社会中，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大多生活在穆斯林家庭中，不可能脱离地方社会网络。因而媒体提到的政府做事“要清真寺出面”的情况，到底是清真寺拥有了超越政府的权力，还是政府官员顺应、借用既存宗教关系和网络进行施政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简单提出“教权”概念，并将其与“政权”相比，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理解偏差，使得“伊斯兰国”的说法更加昏晦难辨。

在沙甸这样的云南回乡，到底有无被裹挟进世界伊斯兰保守趋势还需深入探讨。至少，在没有足够多证据之前，先撇开“伊斯兰国”的说法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毕竟事实碎片俯拾皆是，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贴切的视角进行理解。尽管在“3· 1”过后，沙甸“这潭水越搅越浑”。但是，以沙甸为例，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穆斯林群体的思想和心态——理解他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如何认识沙甸，关系到我们如何在这个伊斯兰极端势力愈加活跃的阶段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境内的民族和宗教状况。

国内为了维稳，做了很多令人发指的动作，但是对绿教怎么做都不过分。即便是绿教认为的高压政策下，依然是政令不到乡镇，很多法律到了绿教汇集的乡镇都失效，这群人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求自己的教义。他们不吃猪肉，他们要求别人也不能吃，他们不喝酒，他们要求其他民族也不能喝，这就是强盗逻辑。所以对绿教实行更严酷的镇压势在必行，不然不仅仅是中国部分地区会分离，还会再次上演“陕甘回乱”的“汉人十不存一”的血腥动乱，警惕绿教，对他们时刻保持警醒，不要觉得他们善良，他们只对自己教众善良。

建议不要吃兰州拉面等挂了清真牌子的饭馆、肉铺或者食品，有一种税叫”清真税“，所有挂清真标识的饭店或食品，都要交钱给清真协会，用于发展教众和建清真寺，所以能不吃就不吃，不要为虎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