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改革家之一，他的思想和行动深刻影响了日本从封建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作为“文明开化”的旗手，他通过自己的着作、办学实践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奠定了日本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他的代表作《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为后来的日本社会提供了精神支柱。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1月10日，地点是大阪中津藩的藏屋敷。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中津藩的下级武士，母亲名叫顺，家中还有兄长和三个姐姐。由于父亲在他一岁半时去世，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到中津藩的故乡。在那里，福泽谕吉度过了贫困的童年。据《福泽谕吉自传》记载，他小时候家境贫寒，连像样的衣服都穿不上，冬天只能穿着破旧的棉袄取暖。这种经历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也让他对社会不平等有了深刻的体悟。他回忆说：“我自幼便知贫穷之苦，然此苦反使我立志自强。”这种自立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福泽谕吉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出身低微，他在藩内的地位不高，无法进入藩校学习。他最初在家自学汉学，研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1854年，19岁的福泽谕吉前往长崎，师从荷兰学者学习兰学（即西方科学与技术）。长崎是当时日本与西方交流的窗口，他在那里接触到了西方的医学、物理学和语言学。据《自传》描述，他在长崎的老师曾给他一本荷兰文的自然科学书籍，他虽不懂其语言，却凭着好奇心逐字查阅字典，硬是读懂了部分内容。这种自学能力为他日后翻译西方着作打下了基础。
1858年，福泽谕吉来到江户，开设了一所私塾，教授兰学。这所私塾后来发展成为着名的庆应义塾，是日本最早的现代教育机构之一。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幕末动荡期，西方列强的压力迫使幕府开放国门。福泽谕吉敏锐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知识是日本自强的唯一出路。他在私塾中不仅教学生荷兰语，还逐渐引入英语，并亲自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例如，他在1860年翻译了《英兰辞林》，这是日本第一部系统的英语学习工具书。此外，他还翻译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原理和科学技术。
1860年，福泽谕吉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作为幕府使团的随员，首次前往美国。这次出访的契机是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后，幕府派遣“咸临丸”号前往美国交换条约批准书。福泽谕吉虽然只是一个低级随员，却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观察美国社会。他在旧金山看到了繁荣的城市景象、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自由的社会氛围。据《自传》记载，他曾走进一所美国学校，看到学生们在课堂上自由讨论问题，与日本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形成鲜明对比。他还购买了韦伯斯特的《英语词典》，带回日本作为教学参考。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和思想的开放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
回国后，福泽谕吉更加坚定了传播西方文明的决心。1861年，他再次随幕府使团前往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在伦敦，他参观了议会，目睹了代议制政府的运作；在巴黎，他观察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他在《西洋旅程日记》中写道：“西洋各国之强盛，皆因其民智已开，制度合理。日本若不效法，恐永为弱国。”这次旅行让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全面的了解，也为他日后的着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幕府倒台，明治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此时，福泽谕吉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拒绝了明治政府的多次邀请，选择了以民间身份继续办学和写作。他认为，真正的变革必须从国民的思想启蒙开始，而非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正如他在《劝学篇》中写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人人平等，惟学识高下耳。”这段文字成为明治时期最广为人知的警句，激励了无数日本人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劝学篇》是福泽谕吉最具代表性的着作之一，出版于1872年至1876年间，共十七篇。这部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普通民众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个人独立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他在书中举了许多事例，比如美国人通过教育成为独立公民的故事，以及英国工业革命中技术工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案例。他写道：“一国之强弱，不在兵戈之利，而在民智之开。日本若欲富强，必先使人人有学。”据统计，《劝学篇》在明治初期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几乎家喻户晓。许多年轻人受到启发，纷纷走出农村，进入学校或工厂，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人力资源。
除了《劝学篇》，福泽谕吉的另一部重要着作《文明论概略》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日本现代化的路径。他在书中提出了“文明开化”的概念，认为文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来实现。他写道：“文明非一朝一夕之功，乃积年累月之进步。日本今日之落后，非天命，乃人为。若欲追赶西洋，必先脱亚入欧。”所谓“脱亚入欧”，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亚洲传统，而是强调日本应以西方为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思想在当时引发了激烈争论，但也为明治政府的西化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福泽谕吉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实践者。他创办的庆应义塾成为日本现代教育的典范。1868年，他将私塾正式命名为“庆应义塾”，并逐步扩大规模。到19世纪末，庆应义塾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培养了大量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例如，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就曾称赞庆应义塾为“国家栋梁之摇篮”。福泽谕吉在教学中强调实用知识和独立思考，他开设的课程包括经济学、法学、医学等，打破了传统藩校只重视儒学的局限。据《庆应义塾百年史》记载，到1901年福泽去世时，庆应义塾已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活跃在日本政界、商界和文化界，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人才支柱。
福泽谕吉对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在《劝学篇》中大力倡导“实业救国”，认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他本人曾投资创办《时事新报》，这是一份面向大众的报纸，报道国内外时事，宣传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商业精神。例如，他在1885年的一篇社论中写道：“西洋之富，皆因工商发达。日本若不振兴实业，空谈富强不过是痴人说梦。”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明治时期的殖产兴业政策，许多企业家受到启发，投身于纺织、铁路和造船等产业。
福泽谕吉的个人生活也反映了他的思想追求。他与妻子锦子育有九个子女，其中几个孩子后来成为日本社会的精英。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要求他们学习英语和西方文化，同时保持独立人格。据他的次子福泽一太郎回忆，父亲常说：“我辈读书，不为仕途，只为自立。”这种家庭教育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使“自立”成为明治时期的主流精神。
然而，福泽谕吉的思想并非没有争议。他晚年对亚洲邻国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他支持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认为这是“文明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正当行为。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之腐败已无可救药，日本当以武力促其觉醒。”这种观点反映了他“脱亚入欧”思想的极端化一面，也为后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一些历史学家因此批评他为军国主义的间接推手。但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竞争促使亚洲各国现代化，而非单纯鼓吹侵略。
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6岁。他的葬礼在庆应义塾举行，数千人前来悼念，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去世前，他留下遗言：“我一生唯求日本之进步，虽力微不足，然心志未尝稍懈。”这句话概括了他为日本现代化奋斗终身的信念。
福泽谕吉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思想层面为明治维新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唤醒了国民的自我意识，使“学习”成为全民共识。据日本历史学家坂野润治统计，明治初期的识字率从不足20%迅速提高到50%以上，这与福泽谕吉的启蒙工作密不可分。其次，他在教育领域的实践直接推动了日本的人才培养。庆应义塾的毕业生在政界和商界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三井财阀的创始人三井高利就曾受福泽思想的启发。此外，他对经济发展的重视间接支持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到19世纪末，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与福泽倡导的“实业救国”不无关系。
从更广的视角看，福泽谕吉的影响超越了明治时代。他的“独立自尊”理念成为日本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战后重建时期，许多日本人仍以他为榜样，努力重建国家。他的着作至今仍是日本学校的必读书目，例如《劝学篇》被收录在中学课本中，激励着新一代日本人追求知识和自我完善。甚至在国际上，福泽谕吉也被视为亚洲现代化的先驱之一。韩国学者金容沃曾评价：“福泽谕吉之于日本，犹如卢梭之于法国，其启蒙之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福泽谕吉以其卓越的思想、教育实践和不懈的努力，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动者。他从贫困的武士子弟成长为一代启蒙大师，用自己的笔和行动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他的主张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但其核心理念——通过教育和自立实现国家富强——无疑为日本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是日本历史的瑰宝，也是人类追求进步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