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只能高速增长一段时间
作者：罗sir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奇迹，不仅仅依赖于内部因素，也依赖于外部。

4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了对中演讲，耶伦在演讲中说道，1980年到2010年这段中美邦交的“蜜月期”，中国经济每年增长高达10%，而现在已经放缓至5%左右。在美国政界亦或学界，耶伦不同于美国传统鹰派，她更像是鸽派；在这段上万字的演讲中，耶伦有软有硬，不仅感慨了中美关系从破冰到逐渐外交正常化的来之不易，也对昔日伙伴重回对抗边缘感到忧虑。耶伦的忧虑，不仅仅源自她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某种意义上，她的忧虑，也是绝大多数理性者的忧虑。何谓理性者的忧虑？从经济模式上来看，我国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意味着出口占据着我国GDP的主力位置，而细数我国出口份额，欧美牢牢占据着大头，这也必然导致，如今的外部环境好坏，必定对我国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而这，是今天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之下，我们不得不克服的一大难题。

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曾拥有过“经济奇迹”。英国是现代工业化的发源地，美国则在世界大战后享受到了巨大的发展红利；韩国有汉江奇迹，日本则从战败国短短几十年后成为发达国家，本质上这些都是经济奇迹。但我们的经济奇迹又有所不同，从人均GDP数百美元到人均GDP上万美元，我们也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从引入市场经济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奇迹不仅仅养活了数十亿人，还让他们奔入小康社会，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规模扩大了一倍，银行系统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在九年内增加了29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种规模的扩张让我们快速走出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高杠杆之下金融风险也正在快速形成。自2016年以来，我国就一直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去杠杆，但每一次去杠杆的阵痛都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消费的疲软，去杠杆变成了加杠杆，2016年的棚改货币化，推动了房地产上涨的最后一个周期，地产泡沫再度冲上一个新的高度，并在今天逐渐回落。房价下跌效果显现，家庭财富受房价下跌不断缩水之下，国内消费一蹶不振持续疲软，迫使企业降价去库存，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最终又演变为社会之间的内卷，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老龄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再现经济奇迹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奇迹意味着过去，但并不代表着未来。从2008年至2021年，我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以上，可以说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不仅如此，我国还向海外提供了约一万亿美元的贷款，并以此在世界各地承建基础设施项目，以非洲为例，在过去20年时间里，非洲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由国内企业修建的，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也是投资全球经济的最大投资者之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过去也把这种受益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国家，但这种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增长，都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在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随即开始放缓，进入一个经济体的“成熟期”。而我们，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迈入成熟期，但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不那么成熟。例如债务。过去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物流成本变得更低、经济交易变得更便捷，但也带来了巨额的债务负担，地方债务加上城投债高达百万亿的规模，基建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也让高杠杆模式变得不可持续。除此之外，国际环境也正变得越来越糟糕。过去多年的全球化，其实是建立在制造业工厂迁移的全球化之上的，欧美失去的制造业份额转移到我们这里，过去这个问题不大，但随着我国制造业不断崛起，欧美蓝领工人变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这激起了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发动贸易关税，对我国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迫使我们坐到谈判桌上谈判。时至今日，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依然在生效，而今天不仅仅是美国，随着欧美的极右翼开始觉醒，保守主义不断抬头，贸易摩擦也愈发激烈。关税壁垒增高，不仅仅是欧美消费者买单，国内工厂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压迫商品成本，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最终演变成残酷的价格战，影响到员工的收入，最终导致消费降级。一层层传导下来，经济增长的压力，依然很大。

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要想增长，宏观上就是有企业更多投资，微观上就是有人更多借贷消费，而不是存款。但过去高杠杆模式下的债务问题，已经让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眼下不管是企业、家庭还是地方，举债发展的意愿都不强烈。今年7月份，我国信贷数据再创新低，贷款幅度大幅下滑，这也表明人们借贷的意愿还在降低，这也拉低了经济增长的势头。根据摩根大通的计算，我国家庭、企业、地方在内的总体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82%，282%的杠杆率，依然是一个较高的数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债务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增加了一倍多。债务如今是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因素。如果说房地产推高了家庭债务，那么地方基建则推高了地方债务，根据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的估计，我国地方债务相当于年经济产出的30%左右，这些附属融资单位所欠债务则相当于全国产出的40%至50%。高杠杆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如果杠杆换来的资金得到有效利用，举债就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反过来，大量借债但资金无法产生足够回报，那么高杠杆就会陷入困境。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越来越多地方及其融资单位已经无力继续支付债务利息，连锁反应导致许多地方缺乏资金来应对公共服务，甚至是养老金。短期的问题在于经济模式过分依赖出口而非是消费，这削弱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而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则是我们能否再现经济奇迹的基石。

我们为什么很难创造下一个经济奇迹？长期来看，人口是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陷入老龄化社会的经济体，都不太可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和韩国就是鲜明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也基本上宣告着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而在人口还没有变老之前，这个国家能否实现橄榄型社会，这就非常重要。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目前人均GDP在一万多美元，属于是“未富先老”，在差不多十年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这意味着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0%，届时养老负担将不可避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但这还不是全部，按照社科院的预测，我国养老金也会在2035年耗尽结余，而那时恰恰是我国迈入深度老龄化的时刻。

经济增长的压力，不言而喻。向外看，我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面对欧美越来越高的贸易壁垒，今天的全球化早已经不是20年前的全球化。对内看，我国人口红利消耗殆尽，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开始不断上涨，势必蚕食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叠加消费占比不足、债务问题等，比起实现下一个经济奇迹，能够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已实属难得。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只能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对眼下的我们来说，只要经济还能够高速增长，就应该全力发展经济。一旦错过，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